民国史宋哲元与新海设治局的建立历史苏人

2022/12/1 来源:不详

新海设治局原属津海道,前清时期归属天津府,该局设置乃是民国时期,特别是在宋哲元任河北省主席时期,一次土匪劫车案件,使得该局成立。此地土匪横行,经常劫掠过往行人,以杀人越货维生。这一次宋哲元的车队也遭到了不知情的土匪招惹,宋氏本想将在天津的一部分财货委托亲信押送到乐陵老母家中,这一次土匪在劫火后得知惹上宋哲元这个曾经在西北坑杀过土匪的军官,赶紧派人搭上关系,将财帛原数奉还,以便躲掉杀身之祸。宋氏虽然在熟人说情之下没有派兵进剿新海一带的土匪,但是仍要有所表示,否则有损一省长官的威严。因此在年设立了新海设治局,与冀东坝上的都山设治局一样,在名义上用于剿匪。新海设治局在年后改为新海县,也就是日后的黄骅县。当时的黄骅县也就是新海设治局的管辖范围很大,包括今天滨海新区南部,即年设立的北大港区和年成立的大港区全境。究其原因,并非是宋哲元极为重视新海,而是津南鲁北之地,素来荒蛮无人烟,期间有大小池沼、湖泽几十处,在京杭大运河天津府段府城外主要流经静海县县城、唐官屯等地,南运河以东皆为“大开洼”(当地人意指荒无人烟的土地),南运河上捷地减河、独流减河等都是人工排洪河道,帮助大运河减少径流量以防治水灾;子牙河、黑龙港河等自然河道也夺此入海,乃旧天津府与海津道海河水系诸河泄洪之尾闾也。

今天的黄骅县盐场

水患不断,风暴潮时还受海水倒灌带来的咸水入侵,其中虽有几处盐场,但自隆庆、雍正时便已衰落,遭到裁汰。究其原因,就在于交通不便,使用人力畜力运盐,远不如北塘等海河以北盐场以船运输之便利,速度快且运量大,运价较之脚夫、驴驮更胜一筹,所以南岸盐场在成本上就处于劣势,清末唐山到天津铁路修建,又使得这一劣势被无限放大(芦台22场:清至民国的静海衰落、海河南岸匪患与“北宁路内卷”)。铁路运输速度与运力比船运更高效,单位运价也较人畜运输更具优势,南岸盐作遂一蹶不振。盐民失业与官榷退出,使得海河南部产生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盐场裁汰,盐民失业,脚夫驴驮的运输业者受到连带打击,本身不宜农的洪泛之地彻底失去外部收入补贴,被迫完全耕作维生,贫困化程度加剧。另一方面,“穷则思变”,失去稳定收入的当地非农就业人口与农村中的财主(大弟煮)联合起来,一起组织土匪劫掠,另一方面则接手无政府状态下的盐贩利益,熬私盐、走私贩运,并以土匪武力为依托,暴力抗法,北洋巡警也无可奈何。据统计资料显示,在海河以北的塘沽丰台场等地直到天津府城的诸盐店,部署兵力占到了巡防兵的九成以上,而邓沽以南的盐区总共仅有98人,平均到每个驻防点上不到1棚兵,对于经常以一二百人横行的土匪-私盐贩运集团根本束手无策(民国长芦盐区南部匪情及私盐贩运调查第三则)。

土匪在民国时期并非个案。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土匪,华北地区比较有名的如“老洋人”、红枪会、黄沙会等土匪头目或组织。河北省更是重灾区。河北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坝上的东北窜入关内之土匪,无论富户穷户,一律劫杀。虽然凶恶,但是较好解决,因为官绅匪三家没有联合,而是官绅一致剿匪。第二类在京津一带,原先虽然全省匪情凶盛,但是因为北洋政府护运盐品、政府和外国公司、租界等重要设施驻在,军队、保警等各色安防布置甚密,其安全尚得庇护;然而遭逢段祺瑞败北、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退出,京畿大扰,一时混乱无比,嗣后土匪窜行,官绅匪勾结一气,常敲诈穷人及外来者,牟利分赃,更有甚者,永清县一悍匪之子结婚,该匪竞公然大摆喜酒,全县上下除县长碍于身份公务不能出席外,著名士绅、官员僚佐无一不赴席庆祝,县长装聋作哑,熟视无睹。第三类,乃新海地方者,绅匪结合,共同谋利,而县官只图升迁,不愿捅马蜂窝惹事,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之采取不干涉态度。第四类,在冀中南,由会道门组织起来,此地乃会门与土匪一体,普通民众寄身其中,求得庇护,如遇便宜,亦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官绅害怕遭到报复打击,便亲附之,形成官绅依附于道门之怪相。

综上可知,新海地区天灾人祸兼而有之。所谓天灾,有大运河(南运河段)、子牙河、大清河、黑龙港等河流入海或泄洪。查阅清代天津府志可知,除塘沽海河、城厢与大运河水系等处有河堤,海堤根本没有提及,说明当时的天津县和府根本没有把日后新海设治局所管的海岸线纳入防洪的建制中。上沽岭、高沙岭等地的地貌和村史可以综合证明沿海的村庄基本只能靠居住在高地或者坐船逃避洪水和海潮。民国时期成立的顺直水利委员会也把这里当成大荒地,随意排洪。

今大港区内之“洋闸”,位于天津大港区(今属天津滨海新区)中塘镇境马厂减河下游右岸马圈引河河首处。鉴于后来马厂减河中下游淤积严重,为了开辟马厂减河洪水宣泄出路,由顺直水利委员全主持,在开挖马厂新减河(今马圈引河)的同时兴建马圈闸,~建成。因该闸位于马圈村附近而得名,又因该闸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并聘请洋人设计和督造,故当地人称其为“洋闸”。主要功能是分泄马厂减河洪水由马圈引河入海。马圈闸为钢筋混凝土和砌砖混合结构,共5孔,每孔净宽6米,总宽36.3米,设计流量秒立米。闸门为直升式平板钢闸门。年8月,国民政府第29军与日本侵略者在马厂减河下游一带激战,日军用炮火炸毁了该闸左边孔。年,对马圈闸进行了全面维修改建。

清代雍正时期,有提议在独流镇开挖入海减河。民国六年(年),海河流域发生大洪水,位于海河干流两岸的各国租界几乎全部被淹,外商提出治理水害的要求和建议。-年,华北水利委员会制定了独流减河与入海工程计划。但由于之后“七七”事变爆发,计划未能实施。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南运河多处决口,天津市大都被淹。当时的日伪政权为保护其在津利益,采纳华北水利委员会制定的独流减河入海规划。年筹建,年减河开工,年春全线停工。日本投降后,华北水利委员会于年重订独流入海减河计划,但因内战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独流减河治理列为华北地区主要防洪工程之一。-年10月完成《独流减河技术设计》,同月开工,年7月底完成。-年,进行了减河的扩建和开辟入海通道工程,彻底打通了独流减河直接入海的通道。

依托此地(大洼)形成的绅匪共同体,在洪水泛滥、农业贫瘠的新海北部大洼,新海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沧县到天津的官方交通安全、协助天津县防御土匪——直到年小站土匪还是能够绑走天津租界内英国洋行经理,囚禁到大洼内的一处庄院内。这一带长期处于事实自治状态,盐务督查虽然屡次南下阻止大洼地带的大村庄煮盐硝,但是并没有实际效果,某庄宗族对前来镇压的缉私兵予以围攻,最终重伤致死,而后也没有遭到报复,说明一来邓沽以南的本部兵力不足以应对大洼地区土匪;二来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政府都无意于彻底剿灭这一带的土匪。

新海县辖境由沧县东部和盐山北部沿海合并而成。对于匪绅合体的渤海湾地区,国民政府肯定也希望加强统治,但是又难以直接加强。在各县的治匪活动中充当主力的是县属警察、保安队,而这些人员的工资往往被克扣,导致难以维生的军警直接带枪落草。在会道门为主的冀中南,甚至出现了为会众与县民冲突而攻入县城绑走县长的严重情形,这一切都说明,在河北农村的很多地方,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极其薄弱,根本不能和江西、浙江、江苏等东南省份相比——在剿共和蒋介石金融再封建化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江浙赣的控制大为强化,在村一级还设立国民党政机关,建立类似保甲的基层编制。

而河北不要说农村,即便是县一级政区也不稳定。而这里的行政长官职位在赶走张作霖初期被阎锡山、李宗仁等桂系掌握;到了后期,宋哲元等西北系将领进入半日本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供职。从年东北易帜到年七七事变爆发,将近十年的时间,国民党都没有深入实际的控制河北。控制区域主要为天津、北平和保定等主要铁路干线上大城市与重要交通线路(航运、铁路与公路)所涉及市镇。国民党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就是依托上述资源整合、提高县域控制力。著名的大汉奸殷汝耕,就是滦榆区行政督察,而日本人扶持他建立的“冀东防g自治政府”,就是以滦榆区为基础成立的。

新海的设置决定,是比南京资源更少的宋哲元提出的。宋哲元也不傻,不会被蒋介石当枪使,替蒋治理基层,但是自己又要做出一定表率,同时还能提升自己的集权程度。因此,分化沧县、盐山等县管辖范围,重组新海设治局,其一能够削弱沧县、盐山的辖域,特别是把韩村分离出来,以此为中心,建立宋氏在基层弟煮中的政权合作基础,使得宋氏在官绅或者官匪之间没有大规模勾结的地方提前建立官绅联系,作为自己的支持者基础。

通过匪患能够洞见很多问题。坝上冀东早已在对付辽匪的危机中实现了地方官僚与士绅的结合,与独立王国无异,殷汝耕顺利分裂,除了日本人的支持,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绅合作,宋哲元自然难以再建立第二套实现自身集权的社会关系;京津乃国民党、日本多方博弈的场所,宋哲元虽贵为省主席,但却不能把天津(时为河北省会)当成自己的老巢,虽有官绅匪三家勾结,但在此时真正决定京津地区大局的不是他们,而是国民党、日本之间的博弈;至于冀中南地区,问题更加严重,会道门为核心的类似吐蕃萨迦派政教合一的基层武装团体,呈现出浓厚的封建化特色,这些都是比辽匪更严重的,除非南京大力干涉整治,拿出陈诚在台湾农地改革中的劲头才能解决,更不要说宋哲元一个地方实力派出身的小诸侯。

所以河北四个地带,冀东坝上的独立王国插不了手,京津外来强龙压了地头蛇不敢拿,冀中南的封建化、会道门湘军化严重,自己插手会被反噬。宋哲元算来算去,只有渤海湾沿岸可以被宋哲元经营为自身的“大本营”——官绅合作,使与士绅勾结的土匪转化为“招安军”,形成宋哲元自己的官绅匪三家“合作”,并以新海模式推广到整个渤海地区。沧县、盐山就成为首批被动刀子的试验品——这方法很简单,只要有土匪袭击官家,就可以“碰瓷”趁机建立类似新海的“治匪专区”,而实际上宋哲元并不关心治匪,甚至在土匪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会纵容甚至支持他们。荒凉的大洼地区虽然是真正土匪的所在,但是宋哲元可要好好敲诈一笔,把治匪不力的罪都推到两县身上,以此从他们身上割下与大洼相比,可以打粮食的相对发达地区,也就是韩村。这样,新海就包括了两部分——要治理的大洼匪患区,以及作为剿匪基地的韩村等粮作区,就是国民政府也挑不出什么毛病。静海、文安、沧县和盐山等渤海湾地区县都是宋氏收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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